刘静庵是清朝末年的早期民主革命者,曾任“日知会”总干事。他追求民主,追求光明,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民主革命,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刘静庵(1875—1911),袁桥梅家嘴人。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革命运动风云激荡。1904年7月3日,刘静庵与张难先组织成立以革命为宗旨的武昌科学补习所,暗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科学补习所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取得联系,准备积极策应华兴会起义,后来华兴会起义计划泄漏,科学补习所受牵连,被张之洞派军警查封。1903年刘静庵利用有合法地位的教会阅览室,继续进行革命宣传,暗中联络革命志士。1906年1月底,他重新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日知会,并被推为总干事,在新军和青年学生中继续发展会员,壮大革命力量,使得武汉参加革命组织的士兵群众达五六千人,占湖北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为武昌首义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6年12月,湖南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后,刘静庵组织策划响应时,由于叛徒出卖被捕。在敌人的法庭上,他“慨言中国危殆”,力陈救亡和革命的必要。敌人打得他遍体鳞伤,“自首至踵无寸肤完,濒死者数,稍苏,仍戟手骂不绝,当时号为铁汉”。他虽然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并利用各种机会向难友宣传革命思想。精诚所至,以致一些看守也受其感化,参加了他在狱中组织的中华铁血军。五年的牢狱生活,终使英杰受折磨而死。刘静庵未能看到首义的成功,但正是他的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激励着人们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

胡幼松是潜(江)沔(阳)农动的主要领导人,中共潜江县委第一任书记。在党的领导下,他组织广大农友建立红色武装,发动武装暴动。他所领导的潜沔地区的武装斗争,为壮大红军队伍,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胡幼松(1898—1930),字荷山,化名赤工。1898年1月3日出生于沔阳坡段场。

胡幼松1924年投身革命,同年在沔城加入中国,1926年10月他来到拖船埠(今潜江拖市)发动群众,揭露沔西头号劣绅、外号“西霸天”的刘昌马因 的罪恶,并撰稿列出其十大罪状刊登在汉口《国民日报》上。后带领农友化装,深入虎穴,除掉了“西霸天”。

1927年3月,党组织派胡幼松到武昌中央农动讲习所学习。三个月结业后,被省农协任命为潜沔地区农运特派员。1927年中秋之夜,他率领暴动队在戴家场起事,处决了民团头子涂老五,打响了监(利)潜沔武装斗争的第一枪。随即他又组织领导了坡子场暴动。随着革命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他又组织领导了沔城大劫牢,救出近百名员和革命群众。

1928年,胡幼松在潜沔一带建立红色政权,元月就组建起沔西苏维埃政府,并亲任主席。1929年又组建中共潜江临时县委及游击大队。他带领农民武装在拖船埠一带打土豪,烧田契,分田地。11月中共潜江县委成立,胡幼松任书记。

1930年4月24日,胡幼松参加谢场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会议遭反动民团突袭,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胡幼松落入敌手。伪县长在县城组织所谓“法团会审”,胡幼松义正词严,痛骂敌人。凶残的敌人铡断了他的双腿,又将他双手钉在门板上,用铁丝穿着锁骨,抬着游县城四门。胡幼松虽身残力竭,仍振奋精神,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革命一定成功!”“中国万岁!”英勇就义于潜江县城东门桥头。

一提起“赤生桥”就唤起人们对烈士的无限景仰。土地革命时期,刘赤生夫妇受党的委派到徐李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们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领导农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掀起了红色风暴。

刘赤生,号慈生,参加革命时,取“传播赤色声音”之意,更名为赤声。1901年出生于江陵县(现潜江市)徐李市刘家老台一个地主家庭。1922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校期间,他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

1926年7月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遗,到荆沙地区领导工农运动。这一年,刘赤生与陶元柏相识、相恋,结为夫妇。

陶元柏原名陶先彩,与刘赤生同年。湖北当阳县城关镇人。当阳县妇女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人称“叛逆的女性”。1926年秋,由中共当阳县党组织选送到武昌,进董必武主办的党务干部学校受训,同年加入中国。毕业后分配到江陵县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刘赤生、陶元柏回到刘家老台,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恢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组建了龙湾区委,并担任书记。1927年10月的一天,刘赤生在刘家祠堂前召开有3000多群众参加的区农会成立大会,会上,他宣布:谁种田谁收粮,不准地主收租。并当众将自家的两盒田契文约烧毁,群众欢声雷动。为了发展农民武装,刘赤生卖掉自家房产,在刘家祠堂办起了兵工厂。他请来20多个铁匠,打造了罐子炮、导火筒、梭标、大刀等武器。他指挥赤卫队打垮了有100多人的徐李市保安队,形成了以徐李市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一大片革命根据地。

刘赤生在徐李地区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1928年2月14日深夜,反动民团突袭刘家祠堂兵工厂和刘家老台的区委驻地。刘赤生夫妇为了掩护同志和群众而被捕。敌人将他们押往龙湾,途中,威逼他们交出党组织成员名单,遭到断然拒绝。凶残的敌人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身怀有孕的陶元柏,随后又把刘赤生吊在屋梁上毒打,在他的脚趾上钉竹签,在种种酷刑面前,刘赤生一声不吭。敌人又把刘赤生早年的老师请来劝降,刘赤生对老师说:“我是人,当今中国政治黑暗,士可死不可辱!”2月15日上午,刘赤生拖着沉重的铁镣,走向刑场,沿途用嘶哑的声音喊道:“父老乡亲们,是杀不绝的,我赤生死了,无数个革命者将继续战斗,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刘赤生同志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解放后,为纪念烈士,刘家老台更名为“赤生村”,村内修建了“赤生桥”,在烈士就义的祖师殿故址修建了“陶元柏烈士纪念碑”、“刘赤生烈士纪念碑”。

祁开智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解放前,先后在安徽、南京、陕西等地的高校任教,他痛恨日寇和反动派,与进步学生一起同反动当局进行了斗争。解放后,他历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副教务长等职,为我国的导弹、卫星运载工具的理论研究做出了贡献。

祁开智(1906—1969),又名祁伯达。生于潜江县周矶祁家台。从小勤奋好学,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1932年获硕士学位。同年12月绕道欧洲回国。

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南京大学、西北农学院任教。抗战爆发后,他发誓“不赶走日本侵略军决不蓄发”,昭示自己爱国的赤诚之心。西北农学院进步与倒退两派之间斗争激烈,祁开智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同学校当局进行面对面的斗争。1946年11月,祁开智受聘于北京师范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祁开智历任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系主任、副教务长等职。他受老师爱因斯坦的影响,对经典物理有过专门研究,对理论力学和流体力学有较深的造诣,他的论著及研究成果对我国导弹、卫星运载工具的理论研究做出了贡献。

祁开智在“”中受到诬陷并被“隔离审查”。1969年3月20日含冤去世,时年63岁。

周春元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解放前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毕业后在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曾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和护校活动。解放后,他在贵阳师范学院工作30余年,勤勤恳恳,刻苦钻研,其著作和论文受到国内史学界重视。

周春元(1911—1984),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人。1937年8月,周春元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41年考入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第二年随著名史学家顾颉刚教授至重庆,担任《文史杂志》的编辑。1943年,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1946年获硕士学位。这期间,他曾参加中共秘密领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会”。毕业后,在湖北师范学院任讲师,后晋升副教授,先拒绝院长要他登记加入的要求,后又拒绝参加青年党,被解聘。1948年至贵阳师范学院任教。1949年3月,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和护校活动。

1953年起任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系主任。“”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1979年组织为他平反并恢复了历史系系主任职务。1981年晋升教授。1984年6月,加入中国。

周春元在贵阳师院工作30余年,曾担任图书馆长、工会主席、副教务长。先后担任的职务还有贵州省政协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历史研究会副理事长、贵州省古籍整理小组组长。

周春元对地方史、方志学、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教学法,均有较深研究。发表论文50多篇,论著5部。

周春元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家乡的建设,曾抱病为潜江县地方志办公室标点的旧志作校勘。

一提起“赤生桥”就唤起人们对烈士的无限景仰。土地革命时期,刘赤生夫妇受党的委派到徐李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们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领导农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掀起了红色风暴。

刘赤生,号慈生,参加革命时,取“传播赤色声音”之意,更名为赤声。1901年出生于江陵县(现潜江市)徐李市刘家老台一个地主家庭。1922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在校期间,他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

1926年7月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遗,到荆沙地区领导工农运动。这一年,刘赤生与陶元柏相识、相恋,结为夫妇。

陶元柏原名陶先彩,与刘赤生同年。湖北当阳县城关镇人。当阳县妇女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人称“叛逆的女性”。1926年秋,由中共当阳县党组织选送到武昌,进董必武主办的党务干部学校受训,同年加入中国。毕业后分配到江陵县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刘赤生、陶元柏回到刘家老台,积极宣传发动群众,恢复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和农民协会,组建了龙湾区委,并担任书记。1927年10月的一天,刘赤生在刘家祠堂前召开有3000多群众参加的区农会成立大会,会上,他宣布:谁种田谁收粮,不准地主收租。并当众将自家的两盒田契文约烧毁,群众欢声雷动。为了发展农民武装,刘赤生卖掉自家房产,在刘家祠堂办起了兵工厂。他请来20多个铁匠,打造了罐子炮、导火筒、梭标、大刀等武器。他指挥赤卫队打垮了有100多人的徐李市保安队,形成了以徐李市为中心,方圆近百里的一大片革命根据地。

刘赤生在徐李地区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1928年2月14日深夜,反动民团突袭刘家祠堂兵工厂和刘家老台的区委驻地。刘赤生夫妇为了掩护同志和群众而被捕。敌人将他们押往龙湾,途中,威逼他们交出党组织成员名单,遭到断然拒绝。凶残的敌人先惨无人道地杀害了身怀有孕的陶元柏,随后又把刘赤生吊在屋梁上毒打,在他的脚趾上钉竹签,在种种酷刑面前,刘赤生一声不吭。敌人又把刘赤生早年的老师请来劝降,刘赤生对老师说:“我是人,当今中国政治黑暗,士可死不可辱!”2月15日上午,刘赤生拖着沉重的铁镣,走向刑场,沿途用嘶哑的声音喊道:“父老乡亲们,是杀不绝的,我赤生死了,无数个革命者将继续战斗,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刘赤生同志英勇就义时,年仅27岁。

解放后,为纪念烈士,刘家老台更名为“赤生村”,村内修建了“赤生桥”,在烈士就义的祖师殿故址修建了“陶元柏烈士纪念碑”、“刘赤生烈士纪念碑”。

李汉俊(1890—1927),湖北潜江人。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早年留学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力推进建党工作,为召开中共一大做出了卓越贡献。1922年回武汉组织学生、工人开展革命活动。1927年被反动军阀杀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

他6岁进私塾念书,有过目成诵的聪慧。小小年纪,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娴于辞令辩才。汉俊年幼时曾听他父亲给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故事,他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历史知识。20世纪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四方列强大肆侵略,华夏大地已是“瓜剖豆分,千村寥落”。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萌生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

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18年回国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

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他和陈独秀等又发起成立上海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早期组织,成为中国的发起组织和联络中心。同年12月,他成为代理书记,负责全面领导工作。

李汉俊还负责帮助各地建立早期组织,并担任联络工作。1920年夏他写信给董必武、张国恩,希望武汉也建立组织。董必武曾回忆说:“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在助建立中国,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

1921年7月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李汉俊作为上海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用智慧和胆识保卫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安全,为会议的召开做出了突出贡献。

1921年7月23日,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门为树德里3号)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中召开。会前,李汉俊受陈独秀的委托,为会议起草了党纲。7月25、26日休会,由李汉俊、董必武、张国焘、刘仁静起草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成立宣言,会议结束后,由李汉俊和董必武共同起草了大会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中国情形的报告。

1921年7月30日晚,代表们举行第六次会议,会议刚刚开始,突然有一人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掀开门帘带着搜寻的目光朝室内在座的人们环视了一周。陌生人的突然出现,立即引起了大家的警觉,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当机立断,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离开此地,于是,代表们先后离去,只留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

这个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的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探。当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望志路突然响起了警车尖厉的鸣笛声,十多名法国警察带着几名中国密探闯入室内进行搜查。李汉俊以房主的身份用法语作答,从容对付敌人盘问,化险为夷。

为避开敌人的视线时,大会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召开,下午6时左右,大会完成了所有的议程,胜利闭幕。

李汉俊因与陈独秀、张国焘在一些问题上有意见分歧,于1922年离开了中共中央,参加武汉地区的党团工作。他虽然在组织上离开了党,但仍战斗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战场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汉俊旗帜鲜明地主张讨伐蒋介石,以合法身份坚持与反动派作斗争,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并将被捕入狱的员和积极分子二三百人全部营救出狱。

1927年12月17日下午5时,武汉卫戍司令、反动军阀胡宗铎派军警包围了李汉俊、詹大悲的住所,以“湖北首领”的罪名逮捕了他们,面对荷枪实弹的士兵,李汉俊痛骂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工农,是一群披着人皮的禽兽!9时许,李汉俊、詹大悲惨遭敌人杀害。

李书城(1882—1965),潜江县袁桥村人。23岁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筹备和组织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武昌与黄兴并肩战斗,后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护法等战争。1921年前后,他支持和帮助胞弟李汉俊在上海发起建党,中共“一大”在他家中召开。抗战期间,他积极拥护中国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做了许多上层人士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投入反蒋斗争,为全国解放奔走呼号,他支持和掩护人进入武汉,恢复和重建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称得上是解放武汉的功臣。

1949年,他应主席之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并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李书城小时候苦读诗书,16岁考中秀才,轰动十里八乡。乡亲们夸他是个有出息的人。

李书城,字晓圆,又名筱垣。1882年6月24日出生于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

李书城的父亲是当地一名私塾先生,他7岁时在父亲的私塾里读书,16岁时读完了“四书”、“五经”,赴县城考中秀才。他父亲除了教他读书认字,还经常跟他讲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林则徐禁烟而遭贬,洪秀全起兵反清等许多故事,使他从青年时代就萌生了“济世”的思想,树立起远大的志向。这些教育为后来李书城投笔从戎、习武从政奠定了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前后,李书城先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回国后到广西担任陆军干部学堂和陆军小学堂监督,后到武汉参加“武昌首义”。

1902年5月,两湖总督张之洞从省城几个书院选派学生赴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李书城是其中一个。他到日本后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并一起从事反清、反帝、爱国的宣传活动。

1904年春,李书城得到同学的资助,再次东渡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成了第5期士官生。同年11月,孙中山、黄兴、李书城在东京相会,商议组织革命大同盟之事。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阪本金弥的家中,举行了“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会上大家签名入盟,李书城化名李唐在盟约上签了字。李书城极力赞同并宣传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加入同盟会,使李书城在革命的征途上迈开了新的一步。

1908年10月,李书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到广西桂林与黄兴取得联系,积极参与革命活动,担任了陆军干部学堂及陆军小学堂的监督,主管教学工作,他特别重视激发学生的革命热情和爱国之心,培养了不少人才。

1911年11月2日,李书城来到武汉参加武昌首义,由黄兴提议他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参谋长。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举行隆重的登坛拜将仪式,将印信、令旗、令箭授予黄兴和李书城。黄、李二人亲率大军向汉口的守敌进攻,因手下三位将领贻误战机使进攻受挫。经过一番整顿,11月17日再次向汉口发动进攻,但终因敌强我弱,加上连续作战,士兵疲劳,武器、弹药、兵员损失,汉口终未能攻克。“武昌首义”战斗激烈,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体现出革命党人舍身捐躯的英雄气概。

1917年李书城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发起的“护法运动”,1926年参加北伐。在人的影响和感召下,李书城投身于反帝反封的滚滚洪流之中。

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立场,反对军阀的专制统治,1917年9月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李书城为了支持护法运动,组织了“湖北护国军”。护法运动失败后,李书城陷入一种苦闷彷徨的境地。这时,他的胞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回来,给他带来了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带来了马列主义救国救民的真理,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支持弟弟从事革命活动,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较安全的条件,为中央“一大”提供了会址。

1925年6月10日,汉口惨案发生后,他以“湖北同乡会”代表的身份从北京赶往汉口,不顾旅途疲劳,走家串户慰问死难者家属,到医院探望受伤的工人和学生。追悼死难者大会后,武昌、汉口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李书城等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头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1926年初,广东革命政府开始酝酿北伐,李书城奉命到湖南做唐生智、夏斗寅的策反工作,获得成功。北伐开始后,李书城参加北伐军,他与北方的冯玉祥取得联系,并向冯告知南方的胜利消息,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帮助下,在李书城等人的影响和督促下,冯率军南下,与北上的军队胜利会师于河南信阳。

抗战爆发后,为了拯救流浪的难童,李书城力主创建“战时儿童保育院。”武汉沦陷后,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李书城担任省银行董监会监察,从理财入手,支援抗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由华北危及华中,日寇奸虏烧杀,无恶不作。这时华北、河南的上千名儿童沦为孤儿,流落到武汉,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同情和关注。中共中央派董必武到武汉开展统战工作,他会见了李书城、石瑛等人,希望他们在抗战中为民族立功。李书城当即向董表示:“国难当头,抵御外侮,一定竭尽全力。”他建议湖北省政府创建一个“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流浪的难童,并推荐李伯刚负责收容工作。

武汉沧陷后,湖北省政府西迁恩施,有人劝李书城在武汉留下来,因为侵华日军中有一些高级将领是他留日时的同学,如果他留在武汉,也不会有人伤害他。李书城拒绝了这种劝说,他说,我宁愿去摆拆字摊,也不愿留下来当亡国奴,更不能充当无耻的汉奸。他随政府迁到恩施,任省银行董监会常务监察,从理财入手恢复鄂西经济,支援前方抗战。

武汉解放前夕,李书城掩护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武汉建立地下交通站,并发起组织“湖北人民和平促进会”和“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为武汉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李书城随省政府迁回武汉。当时中共南方局从武汉地区的工作重要性和那里党组织活动中断的情况出发,派李声簧(李汉俊之子、李书城之侄)和赵忍安两个到武汉重建党的组织,重新开辟工作。李声簧住在伯父李书城家中,赵忍安到汉口和成银行当经理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他们的任务是在武汉建立交通站,向党中央和南方局递送情报,接待来往的工作人中。他们的工作得到李书城全力支持。

1949年1月,李书城在武汉发起组织“湖北省人民和平促进会”,并以该会常务干事的身份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北上河南解放区,拜会了陈毅、两位将军。近一个月的访问,他为解放区繁荣兴旺的景象和生动感人的军民关系所触动,返回武汉后,不顾反动派和恐吓和威胁,多次在集会上宣讲解放区的情况,粉碎了敌人“共产共妻”的谣言,宣传了解放区的大好形势。

渡江战役打响前夕,李书城又动员各界人士组织成立了“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他四处奔走,大力活动,有效地阻止了敌人逃跑时对水厂、电厂和全市交通设施、工厂设备等的破坏。

新中国建立后,李书城出任农业部部长,他不负重托,工作出色。他身在北京,心系敌乡,关注着故乡的建设和发展,尤其关心故乡的教育事业。

1949年9月21日,受主席邀请,李书城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10月1日出席开国大典,10月19日在政务院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经周总经理提议,任命他为农业部部长。解放之初,百废待兴,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既首当其冲,又困难重重。李书城不顾自己年近古稀,孜孜不倦地学习党的有关农业政策,学习农业技术知识,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工作出色,受到党和人民的好评。

1956年4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的李书城回到家乡潜江视察,了解家乡的革命和建设。他看到了家乡巨大的变化,在县招待所听了当地领导汇报情况后说:“我作为家乡的一员,应该感谢你们,你们的工作再次证明了领导有方,人民力量伟大。”

1963年3月,李书城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第二次回家乡视察。这次回乡,他专门安排时间去看望了城南中学(现潜江中学)的师生们,询问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在观看同学们做完广播体操后,又亲自为师生们表演了一套太极拳示范,还为城南中学圈定了校园用地。

1965年8月23日,李书城先生因病在北京去世,、周恩来、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他的骨灰放进了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陈列室。

钱瑛早年投身革命,1927年5月加入中国,192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土地革命时期,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洪湖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是一位威震敌胆的传奇式女英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为我党在“白区”斗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钱瑛曾出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和内务部部长,立党为公,坚持原则,铁面无私,被人民群众称赞为“女包公”。

钱瑛同志的一生是为广大人民翻身解放战斗的一生,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

钱瑛从小聪明颖慧,勤奋好学,有着良好的文化基础。她冲破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走出家门,寻求学习新知识的道路。

钱瑛,原名钱秀英,又名生桂,号海霞,曾用名彭友姑、陈萍等。1903年5月出生于湖北潜江县周家矶。

钱瑛从小聪明颖慧,从《女儿经》、《教儿经》启蒙,读到“四书”、“五经”。既能吟诗、属文,又会编织、绣花,当年一说起周家矶的秀英姑娘,十里八乡人人称赞。

钱瑛天生丽质,端庄秀丽,溺爱她的父母在她几岁时就为她“拿了八字”(订亲),男方是附近黄家场大户陈老板的儿子。她十三四岁时,那个小少爷死了,家长和族人却无端要她去“吊孝”。依封建习俗吊孝就得守寡,钱瑛气愤极了,死活不愿去吊孝,父母没法,只得作罢。随着年龄的增长,钱瑛逐渐懂得要真正摆脱封建婚姻的枷锁,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于是她决定冲出家门,寻求学习新知识的道路。

青年钱瑛思想活跃,忧国忧民,在人创办的进步刊物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走了上革命的道路。

1923年,20岁的钱瑛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北省女子师范学校。她思想活跃、成绩拔尖,经常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她如饥似渴地研读人恽代英等主编的《中国青年》,懂得了年轻一代要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正确对待和处理理想、前途、学习、工作和恋爱婚姻等问题。1925年,她参加了,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入党后,党组织把她派到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组织部担任干事。“七·一五”之后,日益严重,党组织指示她赶赴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未及启程,南昌起义受挫。她又赶往广州,找到同志领导的教导团,在恽代英同志的领导下搞兵运工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7月党组织派钱瑛到上海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这期间她和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谭寿林同志相识、相受,结为革命伴侣。新婚未满三个月,钱瑛接到中央组织部的通知,要她赴苏联学习。为了革命的需要她没有丝毫的犹豫,谭寿林也坚决支持她去。1931年春,钱瑛由苏联回国,党组织决定派她和谭寿林到洪湖苏区去工作,正待出发,党在上海的工会组织遭到破坏,谭寿林出于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主动请求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他让钱瑛先去洪湖,并约好,事毕即刻赶赴洪湖。不料,钱瑛走后不几天,谭寿林被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后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钱瑛到洪湖不久,即得知丈夫被反动派杀害的噩耗,一时间如万箭穿胸,悲痛万分,但她没有被击倒。她把巨大的悲痛化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她担任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和潜江县委的领导工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飒爽英姿、威风凛凛,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传奇式人物。张执一同志在他的《听〈洪湖赤卫队〉歌剧,遥忆江汉湖区》一诗中写道:“一面红旗向日擎,几多鲜血染将成!韩英已死钱瑛在,赢得英雄儿女名。”

因叛徒出卖,钱瑛在敌人的监狱里整整被关押了五个年头。铁窗高墙没有动摇一个人的崇高信仰,脚镣手铐没能击垮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意志,钱瑛在狱中领导了三次大规模的绝食斗争。

1933年初,钱瑛到江苏省委妇委工作,因叛徒出卖被捕。当年7月,她被解押到南京“模范监狱”。在狱中钱瑛利用各种形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她鼓励难友们锻炼身体,努力学习,放远眼光,为祖国的明天奋斗。当时,国际友人牛兰和汪德利珍夫妇被无罪判刑关进监狱,牛、汪不服,进行绝食,狱方不予理睬,钱瑛组织同监的政治犯以绝食援助国际友人。到第四天典狱长答应了全部要求。经过这次绝食斗争,形成了以钱瑛、帅孟奇、夏之栩为核心的领导小组,同时也使难友们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增强了斗争的意志和信心。

一个多月后,互济会派人给难友何宝珍送来饼干,监狱方违背诺言,出尔反尔,不仅将饼干退了回去,还把何宝珍拉出牢房毒打,钱瑛在二号牢房看到敌人的兽行,就大声地喊:“政治犯不受污辱,不许罚跪,不许打人!”因此,她组织难友们绝食。绝食斗争进行到第三天,狱方答应不再打犯人,才复食。

1935年1月,钱瑛见难友彭镜秋带着孩子,衣着单薄,担心她母子受冻,就托人把一条棉被捎给彭镜秋。敌人不知从哪里得知棉被是钱瑛送的,就把钱瑛叫去讯问,钱瑛理直气壮地说:“棉被是我给她的,这是一种人道主义,有什么错?这么冷的天,她带着孩子,谁没有恻隐之心?!”敌人自知理屈,又不肯认输,竟恼羞成怒把钱瑛的两手也铐了起来。钱瑛回到牢房后,同难友们一起绝食,两天后典狱长给钱瑛解了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当年8月周恩来到了南京,向当局交涉,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人,钱瑛被释放出狱。

1939年至1946年,钱瑛在“白区”坚持战斗了七年,她英勇机智,出生入死,为我党在“白区”斗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1940年,钱瑛调到南方局工作,担任驻川康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皖南事变”前后,特务头子康泽带着一批叛徒、特务到成都,部署对人的大捕杀,情势十分危急。钱瑛根据当地的情况,作出工作部署:她让一批革命者迅速转移,让那些“尚未暴露的”长期潜伏,并要求有进步倾向同情革命的人改变工作方式以迷惑敌人。在复杂而又尖锐的斗争中,钱瑛头脑清醒,高度警惕,处理问题沉着、冷静,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革命力量。

1946年,八路军办事处由重庆迁到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中央重庆局改为南京局,钱瑛跟随周恩来同机到达南京,继续担任组织部长。当时,国统区的许多地下党员纷纷到南京来接关系,在敌特横行的“白区”,既不能有文字记载,更无档案可查,钱瑛就靠她那坚强的毅力和超人的记忆力,不但对分布在国统区的广大党员的姓名、职业熟记无误,而且对他的履历、特点、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细节也都能如数家珍。

1946年7月,国共和谈破裂,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分批撤退,钱瑛奉命转到上海,开辟第二战线,继续坚持白区斗争。她被任命为上海局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工作及、青年工作。在领导和青年工作时,她非常注意激发青年的革命热情,又引导他们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

全国解放后,钱瑛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为了党和国家的尊严,她忘我工作,呕心沥血,公正执法,刚直不阿,被人们誉为铁面无私的“女包公”。

她坚持原则,维护正义。1962年,钱瑛根据中央的指示,带工作组到安徽去协助省委进行甄别工作,对当时的省委领导干部李世农、张凯帆被划为“”、“反党分子”那样的“铁案”,也予以平反。

在四川,复查审理原宜宾地委书记刘洁挺,原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的案件,尽管康生这样的大人物为二人叫屈,但她认为中共监委对他们的处理是正确的,维持原开除二人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受到了中央的赞扬。

钱瑛有句口头禅:“不怕鬼!”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她决不趋炎附势,也不随风转舵,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她在检查、甄别案件时总是深入细致地反复核对,不妄断,不轻信,也不苟同,坚决地维护党纪,保护好人,打击坏人。

“”中,64岁的钱瑛被、反革命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起来“隔离审查”,受到残酷的迫害,于1973年7月26日含冤去世,终年70岁。1978年3月23日,经中央批准,为钱瑛同志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为她平反昭雪,并将其骨灰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在天津出生。曹禺先生是蜚声中外文坛的杰出戏剧家。他的剧作以其富于民族特色的戏剧风格,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演员。他的剧作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超凡的艺术表现力,展示了与广大人民群众命运息息相关的艺术生命力。他的剧作久演不衰,百看不厌,尤其是《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优秀剧目成为中国近百年文学艺术的经典,成为现代戏剧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曹禺先生以他毕生的奋斗为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为中国戏剧赢得了世界声誉。

曹禺的父亲是一个旧时的军官,家境比较宽裕,继母是个戏迷,在这样的家庭中,曹禺成了个小戏迷。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生在天津小白楼的万家公馆里,祖母为他取了个名字叫家宝。家宝出生三天生母病死,她的姨妈成了他的继母。继母是个戏迷,没有她不爱看的戏,什么京戏、评戏、河北梆子、京韵大鼓、文明戏……她都爱看,家宝才3岁,继母就抱着他到戏园子里听戏。稍大些,就跟着继母站在凳子上看,一阵锣鼓声后,在悠扬的胡琴声中,俊美的青衣出来了,大花脸出来了,紧张的对打,令上目眩神摇,看得他目瞪口呆。再长大些,他也可以坐着看戏了,戏园子里熙熙攘攘,卖糖的、卖烟的、倒茶的,这一切都不能干扰他,他真的入戏了。

家宝的模仿力很强,看完戏回来和小伙伴们学着戏里人物的动作和唱腔演起来,有时候自己编个故事来演。在继母的熏陶下,家宝成了个小戏迷。

三年的大学生活,曹禺在张彭春老师的影响和指导下,阅读了大量的中外戏剧作品,并参加新剧社的演出活动,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jn88888881.cn/,奥格斯堡改编外国著名戏剧作品,萌生了写剧本的想法,从此步入戏剧创作生涯。

1928年6月,曹禺作为南开中学第21届毕业生,结束了中学时代的生活。9月,被保送进了南开大学。在南大的日子里,他曾参加过话剧《娜拉》等的演出,改编了英国作家高尔期华绥的剧本《争强》,还翻译了外国剧作《冬夜》和《太太》。

1929年12月,张彭春老师赴美之前,把一部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赠送给他。他把这部书视若珍宝。当时他的英文水平还不能熟练地阅读和赏析原作,他是翻着字典,凭着毅力,把它啃下来的。这次潜心地攻读,使他对易卜生的剧作心领神会并为之倾倒。

伴随着日渐浓烈的兴趣,他的戏剧视野也扩展开来。当时,美国出版的《戏剧艺术月刊》,他每期必读,尤其是轰动美国剧坛的戏剧家奥尼尔的作品,深深地吸引和感染着他。

《雷雨》是曹禺的处女作,也是他的代表作。该剧本1934年在巴金主编的《文学季刊》上发表后,使话剧界乃至整个文艺界为之震动。《雷雨》的发表和上演,将我国新兴的话剧文学推到一个高峰,为话剧舞台艺术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雷雨》这个剧本,他从中学毕业时开始酝酿、构思,一直到五年后大学即将毕业时才正式动笔,经过七八个月的写作和反复的修改才定稿。

《雷雨》以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资本家的家庭生活悲剧。剧本通过鲜明、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的刻画,展现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

《日出》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以上层社会和下层人民的鲜明对比,抨击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现状,寄托了作者对“日出东方满天红”的希望和信念。

除了《雷雨》、《日出》外,曹禺还有一系列具有影响的剧作,如1936年创作的反映农民反抗斗争的三幕话剧《原野》、卢沟桥事变后写出的大型抗战剧《蜕变》、1940年创作的三幕线年写出的电影剧本《艳阳天》等都是轰动剧坛的力作。

新中国成立后,曹禺担任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新的社会,新的生活,激发了曹禺极大的创作热情。

解放初,他到北京协和医学院深入生活,对那里的人和事作认真细致的调查了解,积累创作素材。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954年7月,曹禺写出了建国后的第一部剧作——《明朗的天》。在探索表现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时代生活方面,作了一次新的尝试。

1960年8月,他与梅阡、于是之合作写出了《胆剑篇》,此剧演出的时机很好,正是需要振奋精神,自强不息,战胜困难的时刻,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各地报刊发表评论文章50来篇,对该剧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

1961年初春,周总理同文艺工作者座谈,希望曹禺能反历史题材而用之,写一个具有新意的王昭君。当年夏天,曹禺就到内蒙去参观访问,体验生活,为《王昭君》的创作搜集资料。由于历史的原因,《王昭君》的创作搁置了17年,1978年11月《王昭君》创作成功。搁笔十余年之久的曹禺,于10年浩劫之后写出新作,一时传为美谈。剧本一公演,便接连收到朋友们及读者、观众的热烈祝贺,吴祖光先生的贺诗写得有声有色,感人至深。其诗曰:“巧妇能为无米炊,万家宝笔有惊雷;从今不许昭君怨,一路春风到北陲。”

为了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为了祖国文艺事业的繁荣,曹禺以70岁的高龄,远渡重洋,甘当一名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1980年,曹禺出访英国,英国的斯特拉福——莎士比亚的故乡,的确对曹禺具有一种诱惑力。在这里他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故居和纪念馆,观看了《奥赛罗》的演出。曹禺的一生都迷恋着莎士比亚,想不到自己70岁来到这里瞻仰他的故居、他的遗物,看到各国的莎剧版本,这些使曹禺感慨万千。

2月4日至7日,应法国外交部邀请,曹禺到巴黎作了短暂的访问。在巴黎,他和国际戏剧协会秘书长让·达尔维特进行会谈,他表示希望中国能参加国际剧协,以便同各国戏剧界进行更广泛的艺术交流。1984年法国总统密特郎授予曹禺先生最高军团荣誉勋章。

1980年4月,曹禺第二次访美。在美国访问期间,他出席了大大小小的会议,会见了许多美国友人。最使他难忘的是在纽约观看《北京人》和《日出》的演出,观看后他激动地说:“演出好极了!这次演出是美中文化交流的成果之一。”

曹禺先生晚年,总想回到他的父辈出生的土地上,看看父老乡亲,看看家乡改革开放以来日新月异的变化,由于病魔缠身,没有实现。但多年来他密切关注着家乡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对家乡倾注了满腔热忱。

曹禺先生深深地眷恋着故土,早在1984年秋,他写了“明月故乡晓钟,远隔千里心同,今日不知何处,犹在相思梦中”的诗句,让人领略到一种对故乡魂牵梦萦的情愫。他还特别关心家乡的发展,1983年当潜江生产的园林青酒在北京荣获国家金奖时,他欣然题词:“万里故乡酒,美哉园林青。”1984年元月潜江花鼓剧团进京汇演,演出《家庭公案》,曹禺先生观看演出后,走上舞台祝贺。剧组演员见是自己敬仰的曹老来了,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曹老的眼眶也湿润了,他放开嗓子喊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1988年初夏,潜江撤县建市,曹禺先生又题词致贺:“添水乡异彩,建盐都新城。”

1989年夏,潜江花鼓剧团酝酿着把曹禺先生的《原野》改编成地方花鼓戏搬上舞台,曹老得知后,倍加关心和鼓励,他说:“我们潜江人能干,一定会成功的。今年秋天,我回家乡观看演出。”

1989年10月,潜江市的“曹禺著作陈列馆”即将落成开馆,市委、市政府请曹老在金秋之际回乡参加落成典礼。

曹老因病住进了北京医院,不能返乡,决定托夫人李玉茹和爱女万方代他前往故乡一行,并即兴写出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我是潜江人》。

1990年8月,曹禺陈列馆的三位同志曾代表家乡人民到北京医院407号病房去探望曹老。

1996年12月13日凌晨3时55分,曹禺先生在北京安然辞世,享年86岁。

12月27日上午,首都社会各界人士纷纷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一代戏剧大师曹禺送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献了花圈。、、、及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文化部、中国文联、北京市的负责同志参加了追悼大会。

噩耗传来,家乡父老无不为之哀痛。当日在京的市领导前往曹老家中,以潜江市委、市政府的名义敬献了长达20米的巨幅挽联,上写着:“巨星陨落雷雨一声惊原野,洪范永存荆楚千年忆章华。”表达了百万乡亲对曹禺先生的无限敬仰和怀念。

半年后,位于潜江森林公园中央的“曹禺陵园”竣工。1997年5月28日,潜江市隆重举行了“曹禺骨灰安葬暨曹禺陵墓揭幕仪式”,上千群众前往悼念。潜江人民将曹禺的骨灰接回故乡、安葬故土,使这位远游的儿子终于回归魂牵梦萦的故里。

甘鹏云幼年时潜心学习,博览群书,在书法上下过苦功。他有正义感,青年时代曾揭露《中俄密约》的阴谋,为官后清正廉洁,力除弊端。晚年“为民代言”的幻想破灭,闭门著述,从事考据,在北京辟有“息园”藏书,成为全国著名的方志学家、藏书家。

6岁起先后就读于潜江史公书院、传经书院。小时候因家庭贫困常借书抄读。喜读经史,酷爱书法。每日晨起,悬腕临碑,七年不间断,后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1884年他参加县试名列前茅,其后在潜江设“深柳读书堂”授徒,一时弟子云集,从学者众。

1888年4月,入武昌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学习,完成《两汉说易征存》、《公羊学述》、《菱湖日记》等著作。《中俄密约》签定后,他撰文揭露密约的阴谋,并责问:“荡荡神州,拱手让人,谁为厉阶,祸我中国?”

1903年中进士。此后废除科举,遂有“末科进士”之称。始授工部主事衔,入进士馆学政治法律三年。1906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1908年回国后入度支部(财政部),旋以监理身份赴黑龙江吉林理事。民国成立后,历任杀虎关税务官监督、吉林国税厅厅长、财政部佥事、山西烟酒公卖局局长兼山西清理官产处处长等职。无论是在清廷还是民国为官,皆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剔除弊端。

1917年6月,张勋复辟,晋督阎锡山独立,甘鹏云对变幻莫测的政局深感失望,遂辞了所兼各职,亲老归养,定居北京。1919年至1921年曾三次致书湖北当局,所提建议未被采纳。至此,“为民代言”的幻想彻底破灭,此后闭门专事著述。

1932年4月被聘为湖北省通志馆筹备处副主任,此期间写完了《方志商》一书。同时主修《湖北文征》,辑录湖北地区元、明、清三代文献,成书550卷。甘鹏云一生的著作可分为校刻、编订、纂述、著述、诗歌等多种形式,不少于50种。此外搜集珍藏了从秦到清各代的碑拓4110余种,多写有跋识。在北京的书舍“息园”,搜集藏书达20万卷。

关虹,出生于潜江市杨市办事处,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从小酷爱体育。进入省体工大队后,连续九年刻苦训练,终于登上了世界女子举重冠军的领奖台,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关虹从小就喜欢跳绳、踢毽子、跑步、打乒乓球等项运动,同时也很喜欢收看运动会实况转播和体育新闻节目。她一直是体育运动场上的健将,无论田赛、径赛、球赛都参加,而且成绩突出。

1989年,关虹参加地区中会,获100米短跑第一名,被荆州地区体校录取。地区体校为了培养举重运动员参加省里比赛,动员关虹改田径为举重。她欣然接受。在教练的耐心指导下,她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举重成绩一步步提高。1989年4月25日至28日,全省女子举重锦标赛在鄂西土家族自治州举行,关虹力挫群芳,一“举”成功,荣获40公斤级抓举、挺举、总成绩三项冠军,她被省体工一大队录取。从此,关虹的举重生涯跨进了一个新阶段。1991年8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第四届亚洲女子举重锦标赛上,她荣获44公斤级抓举65公斤、挺举93公斤、总成绩158公斤三枚金牌,打破了这个级别的挺举世界纪录,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92年3月27日,在长春举行的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上,关虹战胜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冠军邢芬,获得44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随即在保加利亚瓦尔纳举行的第六届世界举重锦标赛中,关虹获得抓举75公斤、挺举100公斤、总成绩175公斤的三枚金牌,登上了44公斤级世界女子举重冠军的领奖台。

关虹的成功是来之不易的,在那灯光照射,四面不透风的训练场上,她一天不落地进行训练。每天成千上万次地举起杠铃,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举重动作,默念着举重要领。如此单调,如此枯燥,关虹苦苦训练了九年。这九年中,她没有回家过一个春节。训练艰苦而乏味,生活简朴而单调,但关虹笑容依然,她的心中只有4个字:“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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