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千禧年之后,由市民建立的早期医院基金会会向修道院提供资金支持,甚至在医院选址上就直接紧邻修道院。此外,大多数前近代医院的名字都显示出它们与圣徒或基督教上帝之间的联系,如圣凯瑟琳医院、圣伊丽莎白医院、圣乔治医院、圣约伯医院、圣约翰医院和圣灵医院等。几个世纪以来,当地作家、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展现了受欢迎的圣徒或基督教上帝与他们城市建立的多种形式的慈善机构之间的联系。例如,在奥格斯堡,14世纪至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不仅记录了圣徒建立医院的事迹,而且强调这些医院是他们为这座城市提供的特殊保护。总的来说,当时在权力合法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教会与罗马教皇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当地的医院是为朝圣者、巡回流动的宗教人员、病人和穷人建立的。对主教、皇帝、国王、公爵以及他们的女儿、妻子或寡妇来说,这些目的融合在一起似乎是合理的。然而,随着共同身份的形成,地方贵族和政府也在努力实现类似的合法化,他们面临着在不断增长的城市空间中照顾弱者和穷人的情况。因此,慈善行动为公民提供了机会,将代表权和神圣的合法性交织进他们的解放斗争中。这对那些长期处于危险状态的帝国城市(作为“共和国”和帝国的邦国而存在)极为重要。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宗教背景、权力的合法化和代理人形象(aspects of representation)仍然是医院发展多样化的关键要素。尽管自13世纪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医院由地方政府成员实施行政管理,但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地方自治主义”并不意味着去神圣化与世俗化。此外,在这些慈善机构内部,城市社区的分化被形象化,并反映在以下方面:居民通常居住在建筑的不同楼层——穷人和病人住在“下层”房间,富人居住在“上层”房间。这样的等级结构也被强加于不同职业群体身上,例如“店主”(master)及其妻子属于社会上层,女佣和掘墓人则身处社会底层。宗教的多样性(Confessional diversity)——16、17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主要问题——也存在于医院之中。一些圣灵医院是由两种不同教派合作运营的。在下一节中,我将提供此类医院的基本信息,并讨论这样一个案例——有人试图在同一建筑中实现路德教派信徒和天主教信徒之间的合作。

在帝国内外,医院创建者都喜欢将综合医院奉献给圣灵。中世纪的圣灵医院分布在今天德国境内的八十多个城镇。在15世纪,它们大多数已经发展成为包含有一座圣灵教堂或小教堂的复杂机构,这体现了它们的资金用途与功能旨在为病人的身心提供庇护。尽管中世纪的圣灵医院获得了大部分对病人的捐赠,但在近代早期的社区中,为有亟须帮助的虚弱老人(他们在当时被称为“Pfrndner”,意为“受益人”[prebendaries/beneficiaries])设立的病房与为重症居民设立的病房共存,已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些至今仍时常被我们感知到,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演变成了今天的慈善基金会,并仍在为现代医院、养老院和服务于老人的疗养院提供资金支持。在一些地方,如吕贝克和拉文斯堡,古建筑及其部分原有功能一直留存至20世纪下半叶,甚至在今天仍作为展览馆发挥其作用。传统和现代的需求在比伯拉赫(Biberach)实现融合:基金会为服务于老人和小孩的社会机构提供资助,古老的房屋成为基金会的行政管理用房兼博物馆。其他圣灵医院目前也以新的多用途方式被收回,用来反映其固有属性。例如,在纽伦堡,重建的古建筑群仍被用作传统的圣灵药房和可容纳116名老人的养老中心,原来的病房被用于音乐剧表演,空余的其他部分则继续提供给一家原在此经营的餐馆使用,为人们提供饮食。奥格斯堡的圣灵医院除了仍为老年人提供住房服务外,还是当代艺术家的活动场所,有两处被改造成一个剧场和一个博物馆。

对近代早期的市民和游客来说,圣灵医院是城区的非凡建筑。这有助于我们解释,一个城市为何会齐心协力地美化和维护一个慈善机构。从许多资料和研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市民是如何为其资产的积累做出贡献的。在一些较小的城镇,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其市民是如何通过共同努力来保证重建工程快速进行的。在那些此类医院仍然存在的地方,对当地社区而言,这些建筑代表着当地的一段特殊历史以及它们曾为该地做出的贡献。在如罗腾堡这样的帝国小镇,由医院病房、教堂和用于农业、手工业和行政管理的附属建筑组成的医院区,占据了小镇空间的四分之一。罗腾堡的例子向我们讲述了这些最早建于中世纪城市围墙之外的医院赖以存在的基础——它们建立之初的豁免地位、其创建者和后来支持者对权力的要求、它们复杂的经济功能。在一些大城市,如乌尔姆和奥格斯堡等,这些机构的代表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建筑群都会在其主门处立有醒目的里程碑,标明通往城市入口的方向和里程。尽管有人认为宗教塑造了近代早期神圣罗马帝国的生活,但宗教改革并未影响这些医院的大部分功能。相反,在奥格斯堡,一位路德宗建筑师与当地由多教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共同努力,将部分建于中世纪的建筑和建于16世纪的一座圣灵医院,改造成了一个大型时尚的四翼文艺复兴式建筑群。

在波谲云诡的三十年战争中,这种建造为多教派服务的建筑的努力被短暂中断。在这场战争结束后,新旧教派共存共用的建筑模式被写进法律。此类建筑的代表性标识仍时常会映入今天奥格斯堡市民的眼帘,并被赋予了更新的意义。现存的相关图片资料和近代早期建筑师撰写的有关医院的重建历史,为我们做出此猜测提供了依据。

下图展示了艺术家西蒙格林(Simon Grimm)是如何描绘医院的一个小侧翼的,它面向靠近城门的“红雷”(Rotes Thor)街道。奥格斯堡圣灵医院

图中描绘的这一翼不仅承担着其作为医院建筑的主要功能,还服务于城市社会的慈善事业与日常经济活动。该建筑内部是一个包括堆存空间、食物生产基本设施和几间小规模病房的联合体。根据其首席建筑师埃利斯霍尔(Elias Holl,1573—1646年)的描述,图中可见部分沿着街道测量长约27米,宽18米。其屋顶之下有三层仓库和一间磨坊,以及安置精神病人的地下室。这些地下室相互隔离,有火炉供暖。

有关这座医院整体重建计划的大致设想,我们从其建筑师的自传中可获了解。传记中有关1625—1631年的内容,向我们详细讲述了这座医院建筑群的功能、整体规模与范围。霍尔描写道,为满足经济和卫生要求(为一座新磨坊提供能源,并为病房的厕所、洗漱间和浴室的废水提供直接通道),首先对莱希河(the river Lech)的一条支流进行了改道。新河床的挖掘工作很快完成,但导致了部分建于16世纪的病房的坍塌。除了包括3名死亡女性在内的10名伤亡人员外,当时居于其中的约300位病人大多幸免于难,被转移到由测量室(measurement-office)临时改建的病房中。接着,霍尔为病房建造了新的中堂,长约78米,宽约19米,其近6米高的拱顶由44根柱子支撑。这个病房包括两层,底层为80名健康的老妪而建,配有1个水源和4个炉灶。楼上有4间约3.6米高的房间。健康的男性老者住大的一间,其他男性病人住小的一间,不患癫痫的女性病人住另一间,女性癫痫病人住第四间。高高的房间迎合了当时的流行观点,即大量流通的新鲜空气是阻止疾病传播所必需的。另一栋建筑沿着城墙延伸,长44米;霍尔已经在双拱形地下室上方建了一层楼,但他打算在此之上,为处于分娩期的女性建造几个独立的小型拱形房间。这个建筑还包括一个厨房,健康的妇女可以在那儿烹饪食物,以及一个水塔,水管直接从水塔通向一个大型洗衣房。这个建筑群有一栋三层楼高的房子(长约19米,宽约15米),一楼是几个浴室;二楼有“漂亮”的起居室和多功能房间,还有一个大厨房,这可能是在城市重大庆典上用来做饭的;三楼包括起居室和另外几间多功能室以及一个设计得足够大的厨房,可让6名女仆为住院病人准备饮食。从这里,一条走廊通往城墙,为晾干衣物提供了空间。但是,根据霍尔的自传,三十年战争和宗教紧张局势导致他无法全部完成这座建筑。建筑群西翼包括妇女病房和圣灵小教堂,是由霍尔的继任者约尔格霍贝尔(Jrg Hbel)完成的。随着专为生病居民服务的建筑的出现,以及这一代表性建筑成为主要为老年人服务的医院,这些建筑最终形成奥格斯堡多样化的城市景观。医院的这种多样化是所有帝国城市和城镇的特点。在最后一节中,我将对这个过程做一个简要的解释。但在进行这一总结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有关圣灵医院重要性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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